財富，在不同人的手上，展現不同的價值

本篇文章摘自：商業周刊第 973 期     作者：曠文琪
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他一手打造全球第一大嬰兒車代工王國，全球每兩台嬰兒車，就有一台為明門所生產。但兩個摯愛的親人，讓他人生順序重排。過去10年，他已幫助2000個台灣聾孩子重獲聽力。他許下大願—立志讓二十年後的台灣，沒有不會講話的聽障兒童！

台北內湖科學園區，鋪著大理石的寬敞會議室內，連接紐約、台北、東莞的三地視訊會議進行。一個小時內，二十個單位主管輪流報告。剛報告完的品管組長語畢，偷偷瞄了一下黑板上的數字：「2：45」，比他預定時間多了十五秒。主持會議的明門實業董事長鄭欽明冷冷的說：「你們要學習控制時間。」
短暫十五秒內，已有四台嬰兒車自明門東莞廠出發，準備掛上全球最大的嬰兒車品牌葛萊（Graco）的標籤，運往世界市場。
從利比亞到美國的沃爾瑪（Wal-Mart）連鎖超市，平均每兩台嬰兒車就有一台為明門所生產。這家全球最大的嬰兒車、嬰兒床代工廠，營業額逼近新台幣九十億元，卻堅持不上市。明門不只如此，更擁有三百項全球專利，在去年十月《商業周刊》推出的〈專利一百強〉排行榜中，在「非金屬製品業」拿下冠軍。
 
他們位於美國、台灣與大陸三地的設計團隊，每天透過網路二十四小時接力研發新產品。馬不停蹄的，明門正顛覆著台灣對傳統產業的刻板印象。論國際化、研發能耐，「明門比高科技業還高科技。」政大商學院院長周行一評論。
會議結束，鄭欽明快步推開公司大門，直奔石牌一棟狹小公寓的三樓。「鄭爸爸！鄭爸爸！」孩子們爭先恐後的喚著。他脫下西裝外套，蹲下來與孩子們玩了起來……。這群孩子談話動作與一般孩子無異，甚至更活潑。但他們的耳後，一根細細的黑線連至腰際小小方盒，孩子們戲稱它為「computer」。 他是全球嬰兒車代工霸主，也是聽障兒的「鄭爸爸」 企業家之外，鄭欽明的另一個身分——雅文基金會董事長。過去十年，在這小公寓內，他讓兩千個台灣孩子，不再是聾子。
論身價，鄭欽明連郭台銘、施崇棠的十分之一都不到。但「做好事，他的高度不輸台灣首富。」長庚決策委員會主任委員吳德朗說。
鄭欽明許下「二十年後，要讓台灣沒有不會說話的聽障兒」的願望，很多人認為癡人說夢。
每年，台灣平均有三千六百名的聽障兒誕生。過去十年，鄭欽明透過基金會推動「聽覺口語法」，每年幫助三百五十名重度聽障兒（占台灣重度聽障兒兩成），不必靠手語而可正常聽說。現在，台灣成為華語教學個案數最大的「聽覺口語法」教學基地。癡人鄭欽明一步步接近目標，為了實現夢想，他過去十年自掏腰包投資公益的錢，逼近明門的資本額（新台幣六億八千萬元）。「財散人聚啊！錢夠用就好。」他說。
一個平凡的中型企業主，生命中經歷了什麼，形成今日？「這是一個傳奇、淒美，而令人欽佩的故事……。」政大前任副校長、雅文董事司徒達賢說。
接受訪問時，鄭欽明身後是一張結婚照片。女主角如陽光般笑容燦爛，他是鄭欽明的美國籍妻子喬安娜，他不自主的拿起照片，順手撫拭。「是她，豐富了我這窮小子的一生。」 走過創業荊棘，成為大廠夥伴　女兒的聽障卻給他第一個打擊
他們，共同走過生命的艱困。初識喬安娜時，鄭欽明只是一家貿易公司的業務。在她的襄助下，他們從五股路邊的鐵皮屋，開始嬰兒車王國的創業過程。她是鄭欽明心中的超級業務員，能說五國語言，而且「幽默與溫暖，讓每個客戶都好愛她。」鄭欽明說，個性跟他剛好互補。
鄭欽明對事與產品品質的硬態度，因為有喬安娜對人的軟，事業才能逐步打開。創立七年後，打敗了其他十三家同業，明門不但成為當時全球第三大的嬰兒車品牌葛萊兩家代工廠之一，更是第一大合作夥伴。
事業步上高峰，家庭也美滿，女兒晴文、雅文相繼出生，美麗深邃的混血兒臉龐，彷彿天使。這段期間，明門也從五股的鐵皮屋搬到了大園的大工廠，從嬰兒車跨足嬰兒床市場。「我覺得自己非常幸運，」鄭欽明辦公室座位的背後，美夢成真般，整面大牆開展著世界地圖，都成為他的舞台。
民國八十一年秋天，「轟隆！轟隆！」窗外的大卡車經過，破壞了寧靜的氣氛，鄭欽明自以為圓滿的人生，也被驚擾。
客廳所有人都被這巨大聲響嚇了一跳，唯獨十一個月大的雅文，文風不動。喬安娜急急抱至醫院檢查，診斷出雅文重度聽障，連一百分貝的聲音都聽不到。一百分貝，相當於一架飛機在面前低空（離地不到一百米）飛過所發出的噪音。
「那天晚上，我回到家，喬安娜顫抖問我，該怎麼辦？我們根本睡不著，兩個人都哭了。」鄭欽明無法想像，小雅文自己一個人留在寂靜世界，聽不見媽媽說話，喊不出媽媽的情景。
醫生宣判雅文終生無法聽說，但鄭欽明不信，急切的參加所有能參加的聽障教育研討會，十幾場下來，真的看不到任何一個聽障的孩子可以說話。
台灣沒有藥方，喬安娜放下公司所有事情，前往世界各地尋找醫療資源，但美國的醫生答案仍然相同。求醫後一年，他們看到有一個名為貝爾（AG BELL）的聽障協會舉辦年會，他們連袂飛到美國參加。這三天的會議，是一個轉折點。在此，他們認識了「聽覺口語法」。
聽覺口語法專家對他們說，它的原理是刺激聽損兒殘存聽力，進而訓練他們聽說，而根據統計，有九五％的聽損兒都還有殘存聽力。「我們立刻回國帶著雅文去檢驗。但是沒想到，雅文，竟然是那百分之五。」
雖是最嚴重的百分之五，醫師仍建議鄭欽明考慮替雅文裝電子耳，以電流刺激的方式，取代內耳毛細胞的功能，因為雅文的聽覺神經還在。鄭欽明夫婦打聽到電子耳的技術起源澳洲，立刻趕往墨爾本。
但，澳洲的醫生告訴鄭欽明，雅文是極少數內耳發展不完整的聽損兒，他沒有信心動手術，喬安娜幾乎當場崩潰。但這一次，鄭欽明沒有哭。「當時我心想，如果真的不行，那麼我們就再去德國找醫生。」他告訴自己：除非翻遍全世界，否則絕不放棄。
最後，雅文還是順利在澳洲開了刀，在左耳植入了人工電子耳。
植入電子耳，並不代表聽覺與常人無異，有人聽到的聲音像是潛入水中，耳朵傳來的朦朧聲，這聲音對聽障兒童來說，剛開始並沒有任何意義。要讓孩子說話，必須把大量的辭彙，在平常的互動中輸入給孩子，讓他們可以把聲音與意義連結在一起，初期孩子只是吸收，不太會有反應。
開刀後，喬安娜從加拿大請來聽覺口語法專家茱蒂教導雅文，也學習自己教。與此同時，明門決定在大陸東莞設廠，業務更為繁忙。雖然兩岸奔走，但鄭欽明沒錯過她第一次說話的聲音。
「Down! Down!」開刀半年後，雅文想要坐下，發出了這個聲音。三歲的雅文叫的不是爸爸，但鄭欽明開心極了。再過四個月，「像開花一般，她一開口就停不了。」 當女兒克服聽障，事業擴張到大陸　妻子的罹癌給他第二個打擊
聽覺口語法救了他的女兒。八十五年，鄭欽明決定以女兒雅文為名成立基金會，「這麼好的方法，應該要讓台灣的聽障孩子使用，其他父母的無助，我們真的感同身受。」原本應是政府與醫療體系的責任，他們一肩扛下。
基金會請來國外專家長駐台灣，訓練出台灣第一批師資，在台北與高雄設置服務中心。「台灣的醫院不太可能做，工程複雜、成本太高。即使到現在，世界醫療體系對聽覺口語法的了解度都不高，台灣因為有了雅文，聽覺口語法才開始引進。現在台灣的成熟度，比日本還高。」吳德朗說。
基金會早期經費，全是鄭欽明夫婦自掏腰包，那時他們住的只是租來的房子。
喬安娜每天忙著訓練師資、分析個案、宣傳、教孩子，凌晨一、兩點才睡。「雅文的苦，讓她更有使命感要救其他孩子，她搶救的不是孩子的聽說力，還有他們的一生。」
說到這，鄭欽明語調卻越來越落寞。
喬安娜努力把孩子從絕望中拉出，但沒想到，不可測的命運，卻在背後虎視眈眈。
八十八年九月十七日。「永遠忘不了那天。」
那是雅文出生第八年。克服了聽障問題，小雅文已經可以跟姊姊拌嘴，跟爸爸撒嬌。明門的生意也越做越大，大陸研發中心成立，總部從桃園搬到台北內湖科學園區，準備大舉招兵買馬，盡是一片新氣象。
在大陸東莞工廠開會的鄭欽明卻忽然接到電話。「腦筋整整空白了兩、三分鐘，後來竟然又回去把會開完，開完會，回到宿舍，開始哭。」那通電話是喬安娜打的。她平靜的說，剛出來的健檢報告顯示，自己的乳房，有個直徑二．五公分的惡性腫瘤，也就是乳癌。 彼此深愛的夫妻與母女　提前面臨死別之痛
隔天，鄭欽明立刻飛回台灣，一刻也不能等。「喬安娜做了這麼多的好事，為何卻得到這樣的回報？」從東莞趕回來的飛機上，鄭欽明混亂的想著，「她是因為太累了，才會這樣。」
然而，喬安娜不怪任何人，「甚至是那個害死了她的醫生。」訪談過程一路冷靜的鄭欽明，聲音忽然激動了起來。事隔多年，這始終是他心裡的結。
鄭欽明回國後，立刻安排長庚與榮總的四個醫生，進行兩個半小時的對談，將病情與可能發展完全釐清，喬安娜也勤做筆記。但是，當喬安娜的父母與妹妹飛來台灣時，情況卻完全失控。鄭欽明與他們出現非常激烈的爭執，因為後者主張喬安娜應該接受天然的另類療法，以靈修為主。
「妳不要執迷不悟！」鄭欽明傷心的對喬安娜大吼。「二十年來，我第一次對她這麼兇。」但最後，喬安娜仍決定獨自到美國、德國接受七個月的另類療法治療。
那年的耶誕節，德國覆蓋了皚皚白雪。嚴冬中，鄭欽明帶著兩個孩子去探望妻子，一見面，四人擁抱在一起。「她變得好瘦。我看到她努力在求生存，每天吞一百五十顆維他命，甚至聽那些醫生的話，把魚打成汁喝下去，她是吃素的，邊喝邊說好腥好腥。」
直到喬安娜因為另類療法失敗回國，鄭欽明再看到她時，因為細菌蔓延，她的肚子如懷孕般鼓起，癌細胞蔓延至骨頭。「她跟我說，唯一的願望，只是好好睡一覺。」
發病後的一年九個月，四十七歲的喬安娜走了。留下一封給女兒的信。
「生命存在的形式，比我們想像的更寬廣，它不只是我們每日接觸的物質與軀體。事實上，我們存在的目的，就是去了解我們的靈命是永恆的，而非存在一個軀體裡面而已。每一次的挑戰，總讓我更專注，並讓自己更真實、坦誠的面對自己，如果沒有這股推力，我不知道該如何更專注。我相信上帝對我的愛以及祂的應許——每一件事的發生，都是為著我的好。」
老天爺對鄭欽明何其殘酷，給了他「世界第一」的事業皇冠，卻讓他站在世界高峰之際，奪走最摯愛的女人，讓他孤獨擁抱皇冠。悲傷的鄭欽明，此刻，寫下一封信。
「再見了，我的愛，我們天堂再見！」
鄭欽明悄悄的把信，放在妻子身旁，一起火化。六月二十五日，端午節，台北東門基督教長老會教堂內，蕭邦離別曲悠然揚起，這是喬安娜生病後親自彈奏的聲音，曲畢終了，在錄影帶中的影像，盡是她燦爛的笑容。鄭欽明在最後一次端詳喬安娜的遺容時，忽然想起，妻子在走前跟他說的那些話。
那是在喬安娜末期身體忽好忽壞，他陪著妻子沿著天母古道散步的時候，順著上千個樓梯前行，流水聲與瀑布聲未歇，他們談起生死，如話家常。她說，人雖然不能控制所有的事情，但是，「對於對的事情不要放棄與懷疑」、「甚至每件事情的發生，都是為著她的好，這是生命的學習。」
喬安娜走後。客廳上的木搖椅靜止不動，彷彿在等待女主人。
十歲的小雅文自喪禮結束後，已在搖椅上坐了三天三夜，不肯下來，也不吃任何東西。陽光從大窗戶灑落進來，將搖椅的背影拉得好長。以前喬安娜就在這裡餵雅文喝奶，在生病最痛苦的時候，也總是坐在搖椅上休息。這裡有喬安娜的味道，窩在這裡，就像在母親的懷抱。
鄭欽明蹲在搖椅旁，看著小女兒。很久不說話的雅文終於開口，她問：「人為什麼會死，媽媽到底去哪裡了？」 十年來最熱愛的夜間潛水運動　為了守護女兒，毅然放棄
那一刻，父女相擁而泣。「我決定戒掉所有可能危險的事物，來守護她們。」以前，夜間潛水那種神秘、淒涼與冒險的刺激感，最讓鄭欽明目眩神迷，一潛就是十年，還拿到高級執照，但為了女兒，他毅然放棄。
訪談中，鄭欽明一看到相機就想閃躲，怕被綁架波及孩子。「四年後吧，到時候你們想怎麼拍，就怎麼拍。」那時，是小雅文可以上大學的年齡。
喬安娜走後，鄭欽明扛起基金會的重擔。「這是我對她做的承諾，或者也是愛。」這是鄭欽明被問到為何可以把苦難化作愛的回答。「當然，確實，忙碌是轉移悲傷最好的方法。」鄭欽明中學同學、現任長庚醫院台北副院長謝燦堂說：「他們兩個一起遭遇太多苦難，感情才這麼深，才會讓他這麼積極的想要接手，做沒有做完的事情。」
但接手基金會這一路，鄭欽明跌跌撞撞。
喬安娜走後一個月，鄭欽明定下目標：「雅文必須提升到華人聽覺口語法的培訓機構。這代表，我們需要更有制度與企業化的經營。」鄭欽明對著雅文基金會所有老師說。但是現實立刻回報他的卻是，收不完的辭職信。
原來，一個聽覺口語法老師，要培養至少一年半，稀有性很高。過去，喬安娜是靠著感情，集合這些老師。喬安娜走了，很多人也不想留，並不認同鄭欽明所謂的制度化、企業化經營。 實現對亡妻的承諾，接手基金會　將企管手法導入慈善事業
「每次開會，就看他在那邊一直念，找不到老師，比接不到訂單還苦惱。」身兼雅文董事的司徒達賢說。「經營基金會，好像比企業更難，」鄭欽明感慨。
但這沒嚇走他。鄭欽明先打破基金會固定死薪水結構，改為固定薪資加上變動薪資，以激勵老師的上課意願，另一方面，他化被動為主動的找師資。鄭欽明找上中原大學特教系，親自從校長開始逐個說服，開設聽覺口語法選修學分，由雅文的資深老師去開課，甚至設置了研究訓練中心。「在特教體系中，這種合作模式是首見。」中原特教系主任何素華說。今年秋天，長庚也將設立聽覺口語法的研究所學分班。他從上游著手，打開師資來源的門。
「我更要求員工把捐款人當顧客般對待，每個月都有電子報發給捐款人，告知捐款的用途與發揮成效。每年要有年報出來。」透過清楚的績效報告，社會大眾對雅文的捐款比重，開始從喬安娜時代的五％不到，提升到三成以上。
鄭欽明並將知識管理平台導入基金會。透過IT系統，將過去上千個案的教學方法、教學評量、個案輔導做有效的整合，幫助老師加速教學經驗累積，減少摸索期，效率可因此提升。鄭欽明接手五年，基金會的運作成本，整整降低了一七％。
事實上，鄭欽明這一步，在台灣非常罕見。「台灣大多數的企業家，做公益都僅止於捐錢，卻不知道自己有更有意義的資源，就是管理能力。」政大企管系副教授兼EMBA非營利事業管理組召集人黃秉德說。
訪問終了，鄭欽明提到未來想做的：「我很佩服溫世仁，他說最不負責的行善，就是捐錢而已。」鄭欽明知道大陸的聽障兒比例更高，他一直思考，如何協助偏遠地區或隔代教養的聽障孩子。「明門是他的事業，但雅文是他的志業，」吳德朗說。
他仍心繫喬安娜。「很多朋友夢到她變成天使，晴文與雅文抓著她的雙腳，也飛了起來，笑得很開心。」鄭欽明先是紅了眼眶，然後彷彿想到什麼似的，又笑了起來：「我可以感受到她現在很快樂。」
喬安娜走後，鄭欽明並沒有耽擱公司的事情。只是偶爾在開會的時候他會忽然停頓，沉思起來，空氣像凝結般，沒人敢打擾。妻子不在身旁後，每當他遭受困難時，就以打坐來放空自己，聽自己心裡最初衷的聲音。「最初，是實現喬安娜的願望，後來開始往前看，想到的只是，還有多少人需要幫忙。」
生命的意義究竟是什麼？追求財富的盡頭，通往何處？
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基說：「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。」
目前身價七十二億美元的投機家索羅斯，也有自己的詮釋。早年曾在英國顛沛流離的他，賺大錢後，他最念茲在茲的是在極權社會裡受苦的貧苦弱勢。因此，索羅斯親身參與慈善公益事業。在共產政權尚未崩盤的年代，他都是在共產國家進行慈善工作，不只是捐錢，還幫忙設計、監督和修改這些計畫。他希望人們稱呼他是「金融、慈善與有哲思的投機者索羅斯」。
財富，在不同人的手上，展現不同的價值。
鄭欽明在妻子過世後，展現人生不只是生意人的格局。當多數企業家拚命追求能留多少財富給後代子孫時，也擔任雅文基金會董事的吳德朗感慨的說：「鄭欽明對錢，是展現了大格局。」在〈一千大製造業排名〉中，營收規模比鄭欽明大的企業超過兩百家，他的財富更不能跟大企業家比，但他對社會的慷慨遠甚於大企業家。他豎立了企業家在台灣社會的新典範。 *採訪後記》九個月，突破鐵漢心防
這個訪問的緣起，從一張結婚照說起。去年九月，明門在《商業周刊》與政治大學合作的〈專利一百強〉中露了臉。我們第一次接觸鄭欽明，他不談營收，不准拍照的規矩，形成了一個很冷的訪問。
但就在離去前，一張照片勾起了我們的好奇。他與一個西方女子，笑得溫暖燦爛，與那時的氣氛，形成強烈的對比。後來輾轉得知非常龜毛的鄭欽明有著不凡的人生。
九個月的努力聯繫後。今年六月，我們終於又進入他的世界，訪問前，他再三確認題綱，做了沙盤推演後才肯跟我們見面。訪問途中，他最常說：「別談我，我沒什麼了不起，多談雅文基金會。」
像是高牆般，似乎怎麼都越不過他的心防，直到幾次訪談，談到他妻子的死，談到他的承諾時候，他紅了眼眶，情況才開始改變。我才理解，他搭起的這些牆，只為了守護最心愛的女兒，上媒體曝光，是他認為危險的事情。
最後一次訪問前，我們感同身受的寫封信給他——《商業周刊》所想的，只是盡我們所能搭起一座橋，讓有需要的孩子與有能力的老師，能夠連結在一起。那天，他排除萬難赴約，把他寫給妻子的告別信副本，親手交給了我們，甚至捲起袖子，幫忙打光拍照。那張深情凝望妻子的照片，就是這個鐵漢的傑作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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